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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地“想入非非”
认真地“想入非非”
我只做自己认为最有价值的事，你认为有价值，就不怕困难。如果你真的想，就要对自己想的东西负责任。
文·刘东华
从20岁大学毕业到现在，我的职业生涯快30年了，一边做事一边思考人生—最简单的表述就是寻求生命的意义。每个人都会思考人生的意义，但是很少得到答案，甚至会越想越迷茫。我基本上想清楚了这个问题。对我来说，人活着就是为了追求生命意义和生命价值的最大化，重要的是要找到这种追求的合适方式和载体。
被上帝拣选
内心深处总有一种声音：你是与众不同的，是来承担责任的，是负有使命的。我现在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为了支撑小时候那种强烈自我意识的觉醒。
1983年我大学毕业后回到了老家的《沧州日报》。很难说这就是人生最理想的工作岗位，人走向社会后会经历各种不同的人生际遇，关键在于怎么用好这些际遇。我的方式是不管碰到了什么都会认真对待它，你认真对待它，它就会给你价值。我还能记得刚工作时候的美好感觉，几乎能听到自己进步过程中飞翔的速度，就像麦子拔节的感觉。
我曾问过柳传志那一代的成功企业家。在那个年代，能真实地活着就已不易，有机会做自己想做的事已经很奢侈了，所以会非常认真。但做着做着，上的台阶越高，看得越远，想法也越来越大，责任感也越来越强。他们这代人基本是这么一个过程。而我们这代人，从小就想着人生意义这样的东西，这可能是受时代、家庭环境的影响，当然也与性格有关。我在家里是老小，衣食无忧，所有跟自身利益相关的事都不用我考虑，在别人看来，我就是爱“想入非非”。
我从小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想做最好的，想要追求最好的，而且没有什么东西能动摇我的想法，这可能是与生俱来的东西。记得大约是10岁左右的时候，有一天我从家走着去上学，一边走一边想：我的任何东西都可以跟别人换，包括我的外表，但是我的内心世界跟谁都不换。后来与信基督教的朋友聊天，他说这就是某种“被上帝拣选”的感觉，你内心深处会有那么一个声音：你是与众不同的，你是来承担责任的，你是负有使命的。
为自己所想的负责任
如果有人挡着你，不让你过去，挡你一辈子，你就老死在这儿，这只能说明你不是认真的。如果是认真的就必须对自己所想的东西负责任，就必须付出艰苦的努力去实现，不然就不如不想。
我1963年出生，小时候恰好遇上一个打倒一切、砸烂一切、蔑视一切的时代。而那个时代留给我的正资产，就是什么都敢想。很多人一开始可能也是什么都敢想，但也就是想想而已，但我是认真的，因为如果你不认真就变成一种自欺欺人了，没人要求你非要这样想，既然你真的这样想，就必须对自己想要的东西负责任，付出艰苦的努力去实现，不然就不如不想。
一开始做记者，我觉得是一个难得的学习机会，因为你可以天天和那些杰出人士打交道。研究生毕业后到《经济日报》评论部，一呆就是六七年，那更是一个高手云集的地方。我也不闲着，不停地有各种想法，还特别认真地写过一个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的方案，当时经济日报的总编辑范敬宜还高度重视，做了一个很长的批示；后来想办一张专门为民营企业服务的报纸，但这些都没有落地，就是不停地想，不停地折腾。
在那个时候，《中国企业家》杂志在经济日报社是一个特别令人头疼的地方，就那么一点人打成一锅粥，经营上难以为继。够资格的人都不愿去，我就有了一个机会。我过去负责的时候33岁，可以说是无知之勇。但无知之所以还能够“勇”，是因为自己对媒体市场化的基本趋势和逻辑看得比较清楚，有把握事物本质的一种自信。我最基本的判断是：好的思想和信息产品应该是非常值钱的，当时之所以不值钱，是因为没有找到合适的方式进入市场，没有找到与市场良性互动的最佳方式。
我习惯于只做自己认为最有价值的事情，因为生命有限；你认为有价值，就能不怕困难，进步也会非常快。我到《中国企业家》，当时很多人说我跳进了一个“火坑”，但我没觉得有那么可怕，反而觉得那是一个“炼丹炉”。《中国企业家》是我独掌的第一个平台，那个时候甚至我还不知道《财富》和《福布斯》到底是怎么回事。别人对我说，应该有一个中国的《财富》。我说为什么《中国企业家》不是？谁比我们更应该是？有谁挡着我们吗？中国有那么大的需求等在那里，如果做不到除了自己无能之外，还有别的理由吗？没有理由！那就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嘛！
那时《中外管理》杨沛霆老先生的官产学结合的培训做得特别好，我觉得《中国企业家》也应该做这种培训和论坛，我就混入他的会场去偷艺。实际上如果你真有想法，你对你的想法是认真的，就会发现其实没什么难的。
在体制内做创业的事情其实障碍多了，但障碍不就是等着你去挑战、去超越的吗？上面一直说要出精品，但整个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正好妨碍你朝那个方向发展，那你要不要朝那儿走？既然选择了这样一条路，只能想办法去面对、去突破。如果有人挡着你，不让你过去，你就一辈子老死在这儿，这只能说明你不是认真的。如果一切条件都具备，一切都准备好了，还需要你吗？
在体制内创业付出很多，回报不成比例，经常有人为我抱屈，觉得不值得，但这就要看你要什么了。我追求梦想，实现梦想本身就是回报，所以我有很强的幸福感。在《中国企业家》杂志，如果我能够在做事的界面上无限地延伸放大，利益回报我不在乎。即便我创造一万元的价值，自己只能得到一元，我也能实现财务自由。你创造的价值你能得到多少，这还不要紧，最要紧的是你到底有能力、有机会创造多大的价值。
制度创新可以给人很大的空间，但现在的制度创新很难往前走太快太远。这是个人选择的问题。选择了在体制内，就要认同。你千辛万苦，创造的价值跟你无关，你认不认？认就干。不认，也没有人一定让你在那儿干。所以我从来不抱怨。
《中国企业家》的事业做到今天不容易，这里面有上上下下、来来去去的很多人的心血。原本想等改制完了之后再把重心转移，有一个良好的制度安排，能保证《中国企业家》按照一个正确的逻辑不断延伸，但后来发现这么做的时间成本太高了。
我觉得不能再等。关于“正和岛”的想法，我从1999年就开始酝酿，各种条件不断成熟。如今，整个社会包括我要服务的人群对于互联网的接受程度越来越高，所以我必须行动了。当然，我今天说“正和岛”的理念，很多人还是听不懂，能听懂的也觉得这个事太难，但我觉得没什么，没有大的意外就一定会成功，我看到的是一种逻辑的必然。
有些人说我疯了。《中国企业家》已经做到这个程度了，还在不断进步，改制虽然慢，但也看得到，我却净身出门。但这个事我已看得太清楚了，还有理由再浪费时间吗？
……
（本篇全文发表于《中欧商业评论》2011年5月号。订购热线：021—28905977，网上订购点击此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