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勒难题：管理的秩序与无序的灵感

在管理领域，也许真正的革命仅仅发生过一次，即泰勒的科学管理。革命的起点源自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在1911年出版的《科学管理原理》。科学管理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人类首次将知识用在了对工作的分析和监督中。可惜的是，由此衍生而来的泰勒主义几乎成为罪恶的代名词。

管理史学家斯图尔特·克雷纳将泰勒的理论概括为“秒表科学”。泰勒率先把时间带入工厂，用秒表实现了生产效率的大幅度提高。依靠时间管理以及工作流程的界定，工人可以确切知道管理者对他们的工作产量有什么样的期待，管理者也能确切地知道工人应该有多大的工作产量。由此，泰勒发明了“管理”这门科学，确立了“衡量”这一管理职责，而履行这一职责的人成为后来的“中间管理层” ——他们起着监督者、记录员、报告员的作用。

然而，就像克雷纳对泰勒的评价，虽然他执着追求秩序，但他对外部世界的灵感却是无序的。泰勒相信，提高生产效率可以巩固社会：“管理的基本目的，就是保证雇主和每一位雇员都获得最大利益。”为此，他设想科学管理可以解决工厂里工人和资本家的矛盾，双方在效率驱动的原则下能够成为把酒言欢的兄弟。事实却大相径庭。时间是企业之主，管理之精神即对于时间的崇拜。效率把人性彻底排挤出了精神的范畴。克雷纳认为科学管理是建筑在缺乏信任，缺乏对价值、才能和个人智力的尊重的基础之上的。人在工厂里和钢铁一样，都只是原材料而已。泰勒甚至这样说过：“如今，对以搬运生铁为业的人来说，首先的要求就是蠢笨迟钝，心智如牛。”

在泰勒之后，亨利·福特统治了1911年至1920年的十年。在那个“摩登时代”，福特大获成功的T型车以百万辆计从装配线下线，创造了美国的汽车经济和汽车文化。很显然，装配线是科学管理的具象化，整个生产过程被分解为84个步骤，它因而成为一种严格划分工作、让每个人以最有效的方式只从事一种活动的基本流程方法。

装配线的效率是惊人的。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地球上差不多一半的轿车是T型车。福特无休止地寻求生产成本的降低，他直言不讳地说：“轿车价格每降低1美元，我就可以新增1000个购买者。”为此，他开创性地大幅度提升了工人的工资。福特汽车公司推出T型车之后不久，福特就宣布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工人的工资将会达到史无前例的每天5美元。待遇优厚的工人产生消费需求，接着促进业务扩张、增加就业。凭借良性循环带来的动力，美国在二战后几十年进入了经济持续增长的黄金时期。可以说，泰勒和福特共同开启了一场生产力革命，这都要拜将知识应用于工作所赐。

吊诡的是，福特的管理完全基于恐吓和不信任，他对人的态度令人震惊。在生产线成为那个时代的企业主导形象的同时，福特也将员工视为可以像车床或钻床一样控制的生产线机器。福特说：“我们希望告诉他们怎样做，他们就怎样做。”“我们一刻也不能允许工人按他们自己的方式来工作。没有最严格的纪律，我们就会陷入极大的混乱。我认为在企业里没有其他的生存方式。”

克雷纳指出，泰勒和福特是早期的管理思想和实践上不可分割的一对人物，尽管他们是从不同角度看问题的：泰勒从工作任务出发，福特则从成本出发。他们的方法有着毋庸置疑的影响。在制造业，效率运动提高了单位劳动力的生产率，也使得工业大企业成为可能。根据彼得·德鲁克的判断，科学管理的直接结果是显著降低了制造品的成本，从而促进了工业产量的提高，人类社会得以彻底摆脱农业经济的财富创造模式，财富的累积由算术级增长转为几何级增长。从此，“资本主义和技术征服全球，创造了世界文明”（德鲁克语）。正如张瑞敏在阅读克雷纳的《管理简史》时所写的：“一百多年的管理理论发展都可以看作是泰勒主义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演绎，泰勒主义带着创造20世纪工业文明巨大财富的光环，镶嵌在福特信徒们越来越智能的流水线上一直闪耀到今天。”

不可避免地，两人也受到同样的抨击：管理在他们的手中变成了一门与人无关的科学。泰勒因对工人的无视而闻名。就福特来说，他致力于机器所要求的层级制生产组织，或是通过自动化来淘汰生产线上的技能工作。

生产组织通常不将工人视为待培育和开发的资产，而是将其视为操纵对象或不得不承担的负担。对于许多这类组织来说，理想的工厂始终是完全自动化的无工人设施。泰勒和福特反映了他们那个时代所要优先考虑的问题，但他们的考虑直到我们这个时代都有着悠远的回响。

今天计算机大举全面入侵工作场所并不是偶然的。英国数学家、现代计算机的先驱发明者查尔斯·巴比奇在1832年的《论机器和生产商的经济》中就声称，随着机器的功能越来越强大，操作机器的工人所需要的技能就越来越少。如果机器可以自动化，那么还有什么理由雇用有创造力的技艺人？假如管理层分解每个任务，并将完成该任务应遵循的确切程序予以标准化，整个工作的完成就会变成类似于机器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机器人无疑将比人做得更好。

韦伯难题：理性的铁笼与匮乏的首创精神

不管对泰勒其人其说有多少争议，科学管理都是管理史上绕不开的里程碑。泰勒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管理学出现的一百余年间，信奉效率的企业家们把他当成救世主，然后又无法认同他对工人的态度，再后来更进一步发现他的世界在消失，最后，不得不被迫调整企业中的泰勒主义实践——而事实证明，这种调整极其困难。确实，如果熟知管理史，我们知道，即便到了21世纪，企业也从未能够做到远离泰勒。

在克雷纳的笔下，福特之后的1921~1930年，是“发现组织”的年代。泰勒和福特都对组织问题很迟钝：泰勒认为完善的计划可以保证完善的流程，这为企业提供了生存所需的结构；福特擅长处理的是生产和成本控制的关系，而不是精心构建企业的组织结构。此时，出来填补这一思想空白的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新兴的工业化社会里，组织的根本形式就是官僚制。

张瑞敏读史至此，悟到在泰勒难题之外，又出现了韦伯难题。“马克斯·韦伯提出官僚制，也就是科层制，可能会压制一切私人的首创精神。但是官僚制又是导向理性资本主义的诸要素之一。科层制带来了效率，但人变成了工具，而人是目的不是工具。马克斯·韦伯就此在全世界第一个提出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合一的问题。”

韦伯总结的官僚体制的特点包括：层级制、非人格性、执行既定的规则、工作成绩决定升迁、劳动的专业化分工，以及效率的原则。张瑞敏正确地觉察到，这背后的枢纽乃是理性，其与资本主义的兴起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系。理性主义导致的官僚化、等级化、程式化、法条化，使得科层制成为历史上技术发展最为完善的一种组织形态，但它同时也锻造了韦伯所谓的“理性之铁笼”。如同马克思的“异化”、卢卡奇的“物化”，工业化的过程被韦伯视为使人日益失去个性的过程，而管理层的作用是为了实现更有效率的“去个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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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全文发表于《中欧商业评论》2020年9 月号。订购热线：021 — 60622166，网上订购点击此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