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西化”—到访了中国各大城市之后，很多人会得到这个印象。许多年轻人在星巴克里手捧拿铁咖啡，用手机和朋友发短信或者上网浏览……不过，千万别被这些表象所迷惑。在中国，2.4亿年轻人正朝着现代化的方向大步迈进，但他们同时也坚守着一些传统的中国式价值观，比如对于家庭的责任，对于中庸和谐之道的恪守，以及对于各种关系的经营。虽然他们在外表和生活方式上透露出一些西化的痕迹，但中国的“Y一代”并未朝着西方的文化价值观飞奔。
“Y一代人群”通常是指从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出生的一批人，在人们的印象中，他们通常仰赖于新媒体及数字技术，注意力集中时间较短，渴求有趣和快节奏的资讯。在中国，人们认为“80后”与“90后”相比有着明显的区别。由此，我们用全球通用的“Y一代”概念来指代80年代出生的中国年轻人。
了解中国的“Y一代”有着相当重要的战略意义：他们构成了目前中国劳动力资源的50%。当他们从校园跨入职场，各种层面的组织机构都注意到了这代人独特的需求，需要相应地制定前所未有的激励机制。
我们的研究团队对在国外居住、学习或工作过的中外“Y一代”青年进行了一对一的访谈和问卷调查。样本中的年轻人都居住或工作在大都市，受过良好教育，有工作经验，目前我们已收集到了超过200份的访谈及问卷调查样本。

世界并未“大同”
尽管全球各地的文化看起来似乎正趋向大同，年轻人使用相似的最新科技产品，身着相似的服装。然而，单凭观察这些表面的相似性所得出的结论可能是肤浅的。即使亚洲人和西方人玩着同款的在线游戏，你依旧可以观察到截然不同的文化模式。比如，中国人是网络联机游戏玩家中在线时间最长的一群，即使他们用化名或者替身参加联机对抗的游戏，专家们依旧可以通过其在线的行为模式判断出他们来自中国。
全球文化背景下的“舶来品”，比如电子游戏或低脂拿铁咖啡等，只是现代文明的一股潮流。这就好比早期的贸易商人为了在不同区域间流畅沟通而发展了皮钦语一样，文化的“舶来品”在不同区域内可能有相同的作用，但并不会让一个区域的文化产生深刻改变。通过观察生活在大城市的中国年轻一代，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这一点：尽管他们的行为十分符合现代潮流，但其价值观及行为模式依旧带有浓重的“中国特色”。
那么，哪些价值观念能被视为“中国的传统价值”呢？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家、作家以及现代的文化学者就这些核心价值已经达成了共识；而在过去15年中，我们也访谈了大量中国经理人，记录下他们对于“中国人特质”的定义。综合而言，“中国的传统价值”关注家庭、关系、成就、忍耐以及个人对于集体的牺牲，他们也提到了中庸之道及和谐观念，以及作为社会结构及互动基础的等级制度。
中国的“Y一代”对于事业有很高期望，并且期待通过努力工作去取得成就。虽然“自我的一代”这一形象广泛流传，但我们观察到，他们依旧持有传统的家庭观念。当被问及“什么对你最重要”时，中外受访者中，有59%选择了“家庭”，紧随其后，有21.6%的受访者选择了“朋友”；只有10.1%的受访者选择了“快乐”；而通过比对中外受访者各自的答案，我们能感受到中国“Y一代”的家庭观念更加执著—在同一问题中，中国受访者选择“家庭”的比例甚至超过了60%，并且远远超过了他们的其他选择（图1）。
中国“Y一代”对他们的原生家庭、祖辈甚至是舅舅舅妈之类的亲戚都怀有强烈的责任感，然而从进一步的细致访谈中可以看出，这种对于家庭的责任感并未伴随紧密的家庭内部感情交流—很多中国“Y一代”表示，他们难以探询家族历史的细节或者与长辈讨论自己私密的事情。
我们让年轻的中国受访者们做出选择：假设可以满足他们任意一个心愿，会选择满足什么心愿？出人意料的是，超过82%的受访者都希望可以为自己的父母做些什么，而最普遍的心愿则是让他们过得更加舒适体面。一位受访者的答案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如果我的父母有一所漂亮的房子，让他们觉得特别舒服，那我一定会立马更开心。”我们追问道：“如果你真的可以实现这个愿望，那你的第二个愿望会是什么呢？”他马上回答说：“我希望房子能有院子，而院子里能有一个养鱼池。”相比较而言，“Y一代”的女性对于财富及事业方面比男性有更强的诉求，这两点成了她们“使自己的生活更富有意义”的首选，而男性选择“家庭”以及“更好的自己”的比重最高（图2）。
对于和谐的诉求可以从中国的受访者关于自身个性的评估中窥见一斑。西方受访者大多在评估自身个性时比较两极分化，而46%的中国受访者则表述为“寻求平衡的个性”，这似乎符合外界对于“中国性格”中包含有“平衡与中庸”的印象。当进入一个全新环境时，中国“Y一代”更强调在新环境中建立起的新友情，而西方受访者则更加关注新环境所带来的新奇事物，以及个人的感受、体验。由于中国的文化模式强调关系，看重集体主义而非个人主义，因此中国人与外界之间往往具有更高的互相依存性。
在调研中，最让人惊喜的结果是70%的中国受访者认为自己是“重视心灵世界的”，而西方受访者中这一比例为50%。不少中国的“Y一代”表示：“我并没有什么明确的宗教信仰，但相信冥冥之中有种普遍存在的力量。”更重要的是，几乎每个人都会提及“命运”二字来阐述自己的心灵世界，而这与他们是否笃信某一宗教并无关联。“灵性的觉醒”在中国式管理中扮演着某种角色，而中国的“Y一代”似乎正进一步实现着精神传统的复兴。值得注意的是，从性别差异上来看，“Y一代”的女性受访者对于心灵世界的重视程度似乎略高于男性。
以上种种趋势都表明，如果中国政府可以让人们在合理的渠道更加自由地表达对精神世界的感知，那无疑是非常明智的，因为中国的年轻一代非常需要关注自己的精神世界。

中国“Y一代”的困局
中国的“Y一代”无论从认知模式还是价值观念上都坚守了传统的“中国人特质”。虽然与祖辈看上去不尽相同，但内在驱动力及外部选择都十分相似。可以说，中国的“Y一代”在变得现代化而不是西化。
由于“Y一代”挑战了等级制度的优越性，这也挑战了传统核心价值观念的一部分。尽管他们也认可等级制度的存在，但远不如上几辈人那么无条件地服从这些由来已久的规范。因此，我们听到了一些雇主针对其年轻雇员的抱怨：“如果他们不按照我们所说的去做，我们如何保证最终结果是好的呢？”“我们如何才能让他们保持对工作和公司的忠诚？”“他们为什么不信任我们？”这些复杂的问题实质上表明了“Y一代”与其父母辈最大的区别在于，他们不再会无条件地接受等级制度及权威观念。
近距离观察时，我们发现，中国的“Y一代”希望社会建立在和谐共生以及有效的关系维护基础之上，但同时，他们对于权威和等级又存在着排斥。这种复杂的期待在工作场所显现出其复杂性：在保持和谐与质疑权威之间，似乎有种固有的两难局面。中国文化是强势的，当2.4亿中国“Y一代”开始成长为中流砥柱的时候，我们将看到这个传统社会中向前迈进的新面孔，而他们自己也注定要面对新价值与旧传统碰撞所导致的困局。
在下一期《直面中国“Y一代”（中）》，我们将着重探讨“Y一代”与工作之间的新关系，以及有效管理“Y一代”的经理人们所面对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