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滕森教授在研究两百年的商业史之后发现，在过往环境中，超级成功的商业霸主随着环境剧变，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新进入的“商业物种”所替代，无力回天。商业物种的替代犹如自然界中物种兴衰周期一样，是客观存在的规律。

        究其原因可以发现，每一种商业模式的背后都有价值观的假设体系在支撑，而每个时代成功的商业模式背后的价值观，都契合了当时的商业环境。如今，外在环境的变化深刻地影响着消费者的价值观念和行为习惯，成功的商业模式意味着其内在价值观和外在消费者环境之间形成最佳的“凸凹嵌合”。网络购物大行其道现象的背后是消费价值观念和消费行为习惯的现实进化，淘宝于是应运而生，快速发育繁茂。

        拥有网上零售业80%的市场份额后，淘宝并没有像业内猜想的那样，利用庞大的数据库，做成“与民争利”的网上沃尔玛，而是选择做好集贸市场的建设督导者和整合升级者。这种战略选择是成是败？判断标准依然在于消费价值观和消费行为。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中写道：网络时代交易成本、选择成本的零度化将会导致个体作坊式的供应商批量出现，网络消费将会渗透到每一个角落。这将意味着整个商业零售环境的巨大变革，这种变革将会调动整个人类的全部资源参与其中。淘宝是成为网络集贸市场中的一员还是成为网络集贸市场的塑造者？显然后者更加富有想象力、也更加符合这家公司的价值立场。

        任何一场颠覆性的变革都充满变数和风险，大淘宝的战略也是如此。无论是对不同商业物种的催化排序，还是网络信誉体系标准的建立，单凭淘宝的历史经验和数据都无法完成，而历史上也没有经验可供借鉴。这是一个颠覆性的开创事业，事业的成功推进仍然离不开“开放的心态”、“远大的抱负”和“发自内心的社会责任和历史责任”。1978年底，小岗村的18个农民冒死私签的“分田单干、包产到户”协议成为解决中国农民温饱问题的伟大实践，这种自下而上式的创新如果没有邓小平倡导的“博大的胸怀、远大的抱负和深切的责任”，政府的官僚系统是无法识别这种充满活力的、来自基层的社会实践的。如今淘宝的开放不仅仅表现在“把线下的东西搬上来就开放了”这样的路径方式，更需要在组织结构、流程、考核体系上，培育面向民间、能够识别“草根式”最佳实践的雷达系统，因为这项伟大的商业实践无法离开“广大人民”的参与。如果淘宝在制度层面上无法培育这样“消融在民间”的平台体系，只是运用自己商业霸主的强势思维去改造零售业的“旧城”，无疑将会充满障碍和更多的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