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人均国民总收入排名榜，素有“天下第一排名榜”之称。本刊于2011年开始发布王建铆教授的中欧全球经济发展排名榜，旨在弥补前者的不足，以便更好地认清国情，呼唤改革，推动研究。王教授2012年退职以后一直从事个人智库工作，而本刊一年一度的排名榜文章也是其年度报告。今年文章的宗旨是认清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国情与世情，呼唤新的思想解放，推动新经济的理论创新。

2018年7月1日，世界银行发布了全球各经济体（不包括中国台湾地区）2017年人均国民总收入（Gross National Income，GNI）的排名结果。在此基础上，通过排除所有人口不满百万人的经济体，推算补齐包括台湾在内的7个经济体的数据，并且计算人口加权的排名指数来纠正世行排名榜的“人口规模偏差”，中欧2017年全球经济发展排名榜出炉，囊括全世界所有160个人口百万人以上的经济体和全世界99.8%的人口（附表列出前100名）。

2017年，中国的Atlas（三年平均名义汇率）人均GNI从2016年的8 260美元变为8690美元，在160个经济体中的排名从第58位升为第55位。中国的PPP（购买力平价）人均GNI从15 500国际美元变为16760国际美元，在160个经济体中的排名从第68位升为第66位。中国2017年的Atlas人均GNI排名指数为75.1%，提高了6.0个百分点；PPP人均GNI排名指数为69.1%，提高了0.5个百分点，表明在中国以外的世界人口中，有70%左右排在了中国人后面。中国2017年的Atlas排名指数大幅提高并明显超过PPP排名指数，其主要原因是汇率的变动使得原来排在中国前面的亿人大国墨西哥排在了后面。

2017年，世行根据Atlas人均GNI把各经济体分为高收入（12 056美元及以上）、上中等收入（3 896~12 055美元）、下中等收入（996~3 895美元）和低收入（995美元及以下）。笔者相应地根据PPP人均GNI把各经济体分为高收入（24 101国际美元）、上中等收入（10 701~24 100国际美元）、下中等收入（2 901~10 700国际美元）和低收入（2 900国际美元）。中国2017年的Atlas人均GNI已经达到高收入标准的72.1%，PPP人均GNI已经达到高收入标准的69.5%。

中国的Atlas排名和排名指数明显领先于PPP排名和排名指数，而且领先的差距正在扩大，表明人民币相对于其他上中等收入经济体的货币明显高估。

2017年，中国的GDP增长率从2016年的6.7%变为6.9%。因此，只要2018~2020年平均增长率达到6.3%左右，“十三五”期间6.5%左右的中高速增长目标就可以实现。

贸易战并非死局

笔者2015年的排名榜文章预测，2025年前后是中国成为高收入经济体和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节点。笔者2017年的排名榜文章预测，2025年前后是新经济的第一次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高潮的起点。

实际上，笔者十几年前就开始对2025年的中国和世界进行预测。2005年，中国还在“入世”过渡期，笔者参加了世界经济论坛的研究项目《中国和世界：到2025年的脚本（China and the World: Scenarios to 2025）》。该项目以内外两对可能性【有效的体制改革（简称有效改革）-无效的体制改革（简称无效改革）、包容性全球环境（简称包容环境）-歧视性全球环境（简称歧视环境）】的组合为主线，描述了中国在2006~2025年的三种脚本（图 1）。

第一种脚本名为“地区之盟（Regional Ties）”，从静态看是有效改革和歧视环境的组合（箭头止于右下），从动态看是包容环境导致有效改革，有效改革导致歧视环境（路径先向上，再向右，再向下）。

第二种脚本名为“未践之诺（Unfulfilled Promise）”，从静态看是无效改革和包容环境的组合（箭头止于左上），从动态看是包容环境导致无效改革（路径先向上，再向左）。

第三种脚本名为“新丝绸之路（New Silk Road）”，从静态看是有效改革和包容环境的组合（箭头止于右上），从动态看是包容环境导致有效改革（路径先向上，再向右）。

虽然没有明说，三种脚本的顺序是按项目组成员认为的可能性大小排列的。包容环境主要是指中国“入世”，因而三种脚本的路径都先向上。该项目排除了第四种组合，也就是无效改革和歧视环境的组合（箭头止于左下），因为项目组成员一致认为，歧视环境必将倒逼中国进行有效改革。

然而，笔者和项目组其他成员在第一种脚本的路径上有很大分歧。因为感觉到中国在“入世”以后有明显的以“发展”代替改革的倾向，笔者认为从动态看应该是：包容环境导致无效改革，无效改革导致歧视环境，歧视环境导致有效改革（路径先向上，再向左，再向下，再向右）。

 在第一种脚本的第一阶段（2006~2010年），项目组设想了2008年出台的针对中国的一系列歧视性措施：
1.加强要求人民币进一步升值的压力；
2.提高针对中国的进口壁垒；
3.阻止中国对美欧企业的投资；
4.阻止中国分享技术和商业专门知识；
5.减少对中国学生发放美欧留学签证。
然而当时没有人想到，2008年迎来全球金融危机的大爆发，全球金融危机成为中美关系的一个转折点。早在2009年，笔者就开始听到美方智库人士向中方传递明确信息：华盛顿弥漫着对中国的失望之情，如果这样下去，美国对华政策必将发生巨变。

智库人士认为导致美国对中国失望的主要问题如下：
（1）“四万亿”问题。美方认为“四万亿”超级宽松财政政策表明中国的市场化转变为去市场化。
（2）汇率问题。由于和“四万亿”配套的超级宽松货币政策，人民币汇率从略微低估转变为明显高估，人民币的升值趋势转变为贬值趋势。
（3）贸易失衡问题。人民币的贬值趋势将使中美之间的贸易失衡从趋于缩小转变为趋于扩大。
（4）“中国制造2025”问题和中国的科技现代化问题。美方认为中美经济关系将从互补性为主转变为竞争性为主，人民币的贬值趋势则将使美国在竞争中处于下风，中国的科技现代化将威胁到美国的科技霸权。
（5）人民币国际化问题。人民币国际化将威胁到美国的金融霸权，而金融霸权是美国的科技霸权和军事霸权的基础。
此外还有朝核问题、南海问题、中国的国防现代化问题等。美国的孤立主义传统开始复活，去全球化、把对华政策从“全面接触”转变为“全面脱离”成了美国的政治主流。贸易战是双输，彻底的“全面脱离”是更大的双输。如果出现完全独立于美国的中国新经济，美国新经济将失去中国市场，从短期看中国的损失大于美国，从长期看美国的损失大于中国。
贸易战预示着歧视性全球环境，但是贸易战会不会升级为彻底的“全面脱离”，会不会升级为“新冷战”，这取决于中美国情、中美关系以及中美和其他主要国家的关系，也取决于中国如何应对贸易战。
首先，中国不是当年的苏联。中国有远远大于前苏联的潜力，还有改革的成功经验，歧视环境倒逼中国进行有效改革的可能性很大。一旦通过有效改革强大起来的中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必然对美国利益造成重大损害。
其次，美国不是当年的美国。冷战开始前的美国垄断着核武器，拥有全世界大部分工业产能和黄金储备，是全世界最大的资本输出国。现在的美国则是全世界最大的资本输入国。
再次，中美关系不是当年的苏美关系，美国和中国有很多现实和潜在的共同利益。美国和前苏联除了避免核大战之外没有共同利益。

此外，美国的主要盟国和中国有比美国和中国更多的共同利益。

因此，中国应该妥善应对贸易战，但是目前面临的困局主要来自内部，这是中国最需要警惕的方面。

警惕超级泡沫化的发展方式

作为发展方式的分析框架和旧经济泡沫危机的预测工具，笔者在2016年的排名榜文章中发表了以固定资产折旧比重（简称折旧比重）为第一维度、以劳动报酬比重为第二维度，以回报比重为派生维度的发展方式矩阵（王氏矩阵），对“四万亿”和“十二五”进行了深入剖析（表 1）。

发展方式按折旧比重的变动分为4类，在表1中相应地排成4行：降低是“集约发展（A类）”，不变是“均衡发展（B类）”，升高是“粗放发展（C类）”，急剧升高是“超粗放发展（D类）”。发展方式还按劳动报酬比重的变动分为3型，在表1中相应地排成3列：升高是1型，不变是2型，降低是3型。因此，表1中的12格就代表12种发展方式，每一种发展方式分别用一个由字母和数字组合成的代码来表示。

因为“折旧比重+回报比重+劳动报酬比重=1”，回报比重的变动是折旧比重变动和劳动报酬比重变动的共同结果，从右上角到左下角的派生维度分为6档：双重回报递增、回报递增、回报不变、回报递减、双重回报递减、三重回报递减。

根据对韩国和前苏联的案例研究，双重回报递减的发展方式会在10年左右导致危机，回报递减的发展方式会在30年左右导致危机。据此推算，三重回报递减的发展方式会在3年左右导致危机。因此，三重回报递减的1年约相当于双重回报递减的3年；双重回报递减的1年约相当于回报递减的3年。

2009年出台了名为四万亿、实为十几万亿的超级宽松财政和货币政策，不但导致经济二次过热、房价失控，而且导致折旧比重急剧升高。正巧同时劳动年龄人口停止增长（所谓的“刘易斯拐点”），导致劳动报酬比重停止降低，使得回报不变的粗放发展（C3）转变为双重回报递减的超粗放发展（D2）。“十二五”规划提出“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最低工资标准5年翻一番，导致劳动报酬比重升高，使得双重回报递减的超粗放发展（D2）转变为双重回报递减的粗放发展（C1）。由于“四万亿”和“十二五”重叠了一年，2011年的中国经济实际上位于三重回报递减的D1。因此，发展方式的路径C3-D2-D1-C1-C2意味着从“四万亿”开始到“十二五”结束的7年内，中国经济已经经历了相当于9年的双重回报递减发展，离旧经济泡沫危机的爆发已经不远。由于中国的房价收入比和房价房租比已经高于美国金融危机前的水平，中国离虚经济泡沫危机的爆发也已经不远。

同时存在极其严重的旧经济泡沫和虚经济泡沫，这就是超泡沫化。饮鸩止渴的超泡沫化还可能包括新经济泡沫等。

以新经济应对挑战

面对贸易战，中国必须做好持久战的准备，不能以拖待变，只能以变应变，把挑战变成机遇。新挑战需要新改革来应对，新机遇需要新改革来创造，新改革需要新理论来指导，新理论则需要新思想解放运动来创立。

……

（本篇全文发表于《中欧商业评论》2018年10月号。订购热线：021—28905977，网上订购点击此处）